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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醫學家尹文英:路途雖艱難但沿途花多

來源: 未知 作者: 中國婦女新聞網 發布時間:2018-07-08
不管我們做什么事情,道路肯定不會一帆風順,在充滿坎坷的道路上我們要學會去調節自己,讓自己的接受其中的困苦,雖然山高水長,但是路多花。
動物醫學家尹文英:路途雖艱難但沿途花多
尹文英(1922年10月18日~)動物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1947年畢業于前國立中央大學生物系。歷任前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研究所副研究員和研究員,中國科學院上海生命科學研究院研究員。早年從事魚類寄生蟲和魚病防治研究,奠定了我國魚病學研究基礎。1963年起,開創了我國原尾蟲系統分類和演化研究,建立了原尾綱系統發生的新概念和新分類體系,并開拓了六足動物的起源與演化研究。1985年起,推動和組織了全國土壤動物的調查研究,對我國土壤動物學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曾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中國科學院科技進步獎一、二等獎和何梁何利科技進步獎等多項獎勵。
 
戰亂時代坎坷求學
 
1922年,尹文英出生在河北省平鄉縣的一個小村。父親在她不滿一歲的時候即赴法留學,長年不在家,母親每天忙于大家庭的家務和針線活計沒有時間照顧小孩,讓小小的尹文英在毫無約束的環境中長大,養成了她熱愛自然、活潑善良與樂于助人的性格。
 
尹文英的父親尹贊勛,是我國著名的地質學家和古生物學家,我國地質事業的開拓者和組織者之一。父女二人都在各自領域為我國的科學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都成為了中國科學院院士,這也在我國科學界傳為一段佳話。
 
1931年5月,尹贊勛獲得法國里昂大學理學院地質學博士學位后回國,就職于北京地質調查所。隨同母親來到北京時,尹文英的年齡已有10歲,插班進入北京第二小學五年級讀書。之前的尹文英沒進過學校,僅上過幾年私塾。剛從私塾教育過渡到學校教育的初期,有些功課趕不上,尹文英經常感到無所適從,忐忑不安。父親不僅經常鼓勵她,還通過自己的一言一行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她,這對尹文英后來的成長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結束了自由自在的童年生活,等待尹文英的是一段極其坎坷的求學之路。從1934年秋考入華光女中,到1943年國立二中畢業的8年間,她先后就讀過5所中學。在這期間,也是國家承受著巨大傷痛的災難時期。
 
1936年春,由于父親工作調動,尹文英隨父母去了南京,插班匯文女中。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凇滬會戰烽火再起。為躲避日益頻繁的日本飛機的轟炸,父親帶著一家人從南京去安慶避難。同年11月,父親赴南昌擔任江西省地質調查所所長,母親帶著尹文英她們去南昌與父親會合。此后,隨著父親單位的遷移,尹文英從南昌到安源煤礦,再到泰和縣的小塘洲村,過起了一段動蕩不安的生活。1939年,父親被調任實業部地質調查所昆明辦事處主任,只身前往昆明。作為長女的尹文英一個人帶著全家住在廣西桂林,小小年紀就成了家中的主心骨,半年后父親又調到重慶北碚,尹文英帶著全家趕去與父親團聚,生活才暫時安定下來。
 
到重慶后,尹文英插班到合川國立二中女中分校讀書。雖然條件艱苦,但當時國立二中的幾位校長都是戰前江蘇省幾所著名中學的校長,許多教師也都教學經驗豐富。老師們認真備課,學生們用功讀書。尹文英發奮圖強,學習成績一直保持在全班前三名。最重要的是,苦難的經歷不僅練就了她堅強的意志,自幼受到家庭的熏陶,特別在父親和父輩們執著于科學的思想影響下,此時的她已懂得了“國弱被人欺,國強才自立”的道理,從此立下了“科學救國”的志向。
 
1943年,尹文英以優異的成績高中畢業,聽從父親的建議,考入了從南京遷到重慶的國立中央大學。她雖然一直向往地質系,但報到時卻被理學院院長歐陽翥先生“拉”到生物系,從此與生物學結緣。
 
當時,中央大學雖然校舍簡陋,但對教學質量的要求極其嚴格,實行非常“殘酷”的淘汰制。尹文英所在的動物學科入校時全班有12人,到畢業時僅剩下了尹文英和另一名男同學。當男同學生病請假時,她就獨自享受“研究生待遇”。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尹文英始終咬緊牙關,勤奮好學。抗戰勝利后,尹文英和同學們經歷“千難萬險”回到南京,終于能在教室里安心上課,再也不用戰戰兢兢地生活了。在南京成賢街中央大學的生物大樓,尹文英完成了她最后一年的大學學業,順利從中央大學畢業,為未來從事生物科學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龍王廟里魚病防除
 
1947年夏天,尹文英即將從中央大學畢業,學校安排她接待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的訪問學者——英國寄生蟲學家史若蘭,當即被史若蘭看中選做助手。1947年8月1日,尹文英來到上海岳陽路320號中央研究院動物研究所3樓123號史若蘭實驗室,從此踏上了科學研究之路。從史先生那里,尹文英學到了做學問的方法,懂得了做人的道理,更收獲了母女般的情誼。從報到那天開始,直到1962年初史若蘭回國的14年間,二人親密無間。尤其是在1956年水生生物研究所搬遷到武昌珞珈山以后,為了照顧年屆花甲的史若蘭,研究所分配給她們倆共用一套住房,兩人生活在一起五六年之久,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更是形同母女。
 
1949年上海解放后,動物研究所改制為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為了解決當時我國浙江一帶淡水養殖魚類死亡率過高的問題,1952年底,水生所與浙江水產廳和湖州菱湖鎮政府協商,在我國最主要的淡水養魚區浙江菱湖創建魚病工作站,開展魚病防治研究。翌年春,水生所即派尹文英等5人到浙江開始“菱湖魚病工作站”的籌建工作。
 
工作站的創建是異常艱苦的。當地鎮政府雖然非常支持他們的工作,但確實能力有限。當時擺在尹文英和同事們面前的第一個難題就是沒有辦公場所。菱湖鎮是個水鄉,由縱橫交錯的水網組成,只能行船,不能行車。在鎮旁的一條主河道的中央建有一座鎮河的龍王廟,四面環水。全體研究人員經過考察,向鎮政府提議將龍王廟作為水生所的工作站,鎮政府馬上答應了他們的請求。這樣,龍王廟的三間房子就暫時成了水生所專家們的“棲身之地”,新中國的第一個魚病工作站也在這小小的龍王廟里“安營扎寨”。
 
工作站的任務是魚病防治試驗、魚病門診,間或需要出診。尹文英和同事們一起,巡視魚池,檢查寄生蟲,披星戴月,周而復始。后來,應“魚農”的要求,他們不僅在工作站開設了接待魚病檢查的門診室,還從上海購買了一條裝尾機的木船到各鄉去“巡回治療”。菱湖魚病工作站三年里,魚病防治始終堅持“無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針。全站同志們先后發現了近20種危害嚴重的魚病防治方法和措施,后來在全國各養魚區推廣使用。另外,在分析大量科研數據的基礎上,結合群眾養魚經驗的總結,他們還制定出“三消四定”的養魚防病措施,成為當時我國池塘養魚科學操作規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由水產部向全國推廣,對我國淡水養魚業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1956年,菱湖魚病工作站撤銷,全部研究人員回到水生所后,開始分工編寫《魚病手冊》《魚病調查手冊》和《中國淡水魚類養殖學》,由尹文英執筆撰寫的關于“魚病的防治”的內容成為以后我國水產院校編寫《魚病學》教材的基礎材料,為創建我國“魚病學”奠定了基礎。
 
“蟲”源新說“天下獨步”
 
1963年,尹文英被調到了中國科學院上海昆蟲研究所工作,結束了與丈夫夏凱齡先生“牛郎織女”的生活。也是這一年,她與此后傾注畢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蟲相遇了。這年夏天,尹文英與昆蟲研究所楊平瀾所長一行5人到浙江天目山采集昆蟲標本,偶然發現一個“小白點似的蟲子”,竟然是我國尚未見專門報道的原尾蟲。當時沒有文獻資料,尹文英就主動向丹麥和日本的原尾蟲分類學家Tuxen和Imadaté借閱資料進行研究,并在當年發表了她原尾蟲研究的第一篇論文《中國原尾目昆蟲的兩新種》。這篇論文發表后,尹文英從此像著了魔一樣,全身心投入到原尾蟲研究的世界中。在近五十年的時間里,她和同事們踏遍祖國的大江南北、高原山區,先后采集到原尾蟲標本3萬余件,共報道原尾蟲190余種,其中新種168個,新屬19個,并建立了4個新科,極大地豐富了我國原尾蟲的物種數量。
 
1965年夏天,尹文英在上海松江縣東佘山采集標本時,在竹林里發現一只身披“鎧甲”、形態獨特的原尾蟲,這只難以分類的棕紅色小蟲子,就是讓尹文英的研究蜚聲海內外的“紅華蚖”。經過深入的研究,尹文英發現這是原尾目的一個新科,并“驕傲地”為它取名叫“華蚖科”。《中國原尾蟲的研究Ⅱ.有管亞目的一新科》的論文一經發表,便引起了國際學術同行的極大興趣,同時關于華蚖科的地位問題也成為國際爭論的焦點。華蚖科的發現是對著名昆蟲學家Tuxen教授所建立的經典分類系統的挑戰。Tuxen一直密切關注著尹文英這個原尾蟲研究領域的后起之秀,為她的研究提供了很多幫助,尹文英也視其為自己的異國導師。但在華蚖的歸屬問題上,尹文英與Tuxen產生了根本上的分歧,他堅持不同意尹文英將華蚖歸于古蚖亞目的主張。尹文英與Tuxen在哥本哈根和上海經過幾次討論,各執己見,一直無法形成較為一致的意見,于是雙方認定必須再尋找更有說服力的證據來解決歧見,Tuxen還向她提出了17個關鍵性問題,這促使尹文英開始了長達十年的原尾蟲比較精子學的研究。
 
尹文英清楚地意識到,只有準確地回答Tuxen教授的17個問題,才能讓學界心悅誠服,新的分類體系才能真正確立起來。尹文英從緊張的研究經費中擠出一部分購置設備,摸索新的技術,迎難而上,對體長僅有1~2mm的原尾蟲精子的超微結構進行觀察。至20世紀90年代初,尹文英和她的團隊先后對8科、16屬20種原尾蟲的精子進行了超微結構的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原尾蟲每個科甚至屬的精子都有其獨具的特點,無論是在外形還是結構上都極富多樣性。這些研究結果不但進一步闡明了華蚖的分類地位,而且為深入分析原尾蟲各科、屬之間的親緣關系提供了有力的證據。此后,尹文英對原尾蟲不同類群系統地進行了解剖學、形態學、細胞學、比較精子學以及內部器官的亞顯微結構等方面的研究,發現在其高級階元的分類系統上有重新考慮的必要。1996年,尹文英在意大利佛羅倫薩召開的第20屆國際昆蟲學大會上提出了原尾綱3目10科的分類系統的觀點,這一分類系統現已被各國同行專家學者所采用,成為原尾蟲系統分類學研究的重要里程碑。著名動物學家伍獻文院士1983年在寫給尹文英的信中就說:“對原尾蟲而言,你可以說獨步天下了,方驚后生可畏,欽佩無已。”
 
在尹文英及其同事的努力下,中國原尾蟲分類學研究得到了全面的發展,一直處于國際領先水平。在進行大量調研和分類研究的同時,尹文英也非常關注國際生物系統學理論和方法的發展動態和熱點問題的討論。早在1997年,尹文英就開始采用分子遺傳學的方法,進行DNA序列測序,構建原尾蟲的分子進化系統樹,為澄清原尾蟲與其他無翅昆蟲,甚至有翅昆蟲之間的親緣關系提供理論依據。2001年,尹文英提出的“現生六足動物高級階元系統進化與分類地位的研究”也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支持。通過近半個世紀對原尾蟲形態學、胚胎學、比較精子學等的研究,結合目前分子系統學的一些研究結果,尹文英有個大膽的假設:原尾蟲可能既不屬于六足綱,也不屬于多足綱,是節肢動物里的一個單獨的類群,是否可獨立為“亞門”或“門”。當然,這么一個非常特殊的類群,它的進化地位如何確定?還需要深入探索更多的方法,找到更多的證據,這也為尹文英和她的團隊未來的研究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戰和方向。
 
心系國土動物調查
 
尹文英在研究原尾蟲的同時,也關注到土壤動物學的研究,并意識到這一研究領域的意義和我國在該領域與國際的差距。80年代初,她主動聯合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等有關單位的學者組織起了全國大協作,并于1982年在上海舉行了一次全國土壤動物學術交流會。會后,由尹文英牽頭,協同6個兄弟單位,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下,開展了“亞熱帶森林土壤動物區系及其在森林生態平衡中的作用”的研究。項目歷時5年,共采集標本30萬號,標本涉及8個動物門、20個綱、71個目的600多種動物。
 
1993年,尹文英又聯合國內有關專家共同開展“中國典型地帶土壤動物的研究”項目。這個項目的工作煩瑣而龐大,有9家單位、60多位學者參加,還聘請了十幾位中、外專家參與標本鑒定。他們選擇了高寒草原區、溫帶林區、暖溫帶林區、中熱帶雨林區和北熱帶滇南河谷區等五個典型地帶,同步進行調查研究和分析比較。此外,在溫帶(長白山)、亞熱帶(杭州)和熱帶(海南)同時進行土壤動物生態學方面的試驗研究,并在中部地區進行重工業污染和農藥污染對土壤動物影響的調查研究。
 
為了擴大影響,同時為同行研究提供參考,尹文英在完成上述一系列項目的基礎上,于1992年主編出版了《中國亞熱帶土壤動物》一書,1998年和2000年又分別主編出版了《中國土壤動物檢索圖鑒》和《中國土壤動物》兩部專著,對我國土壤動物學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尹文英仍然在為這個領域的發展奔走呼吁,“現在土壤污染嚴重,但是土壤生物卻有監測、指示、緩解和清潔污染的作用!因此,研究土壤動物學至關重要啊!”
 
尹文英一向為人謙和、做事低調。2011年是她90歲華誕,在弟子和學生的再三要求和堅持下,先生才答應把她60年發表的文章匯集成《尹文英文選》。昆蟲學家楊星科研究員在文選的“序”中這樣寫道:先生為科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她是“國際公認的原尾蟲研究專家;我國六足動物起源與演化研究的第一人;中國土壤動物學的奠基人;魚類寄生蟲和魚病研究的開拓者。”寥寥數語,卻是對尹文英一生學術成就和重要貢獻的真實寫照和客觀評價!
 
我至今仍清晰地記得第一次見到尹先生時的情景。其時我剛來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做堵南山先生的博士后,想嘗試申請上海市科委的“青年科技啟明星計劃”。我帶著一份不成熟的申請書,惴惴不安地去見尹先生,想請她指點并幫忙寫一份推薦信。去的路上我一直很忐忑,但見到先生的那一剎那,我所有的緊張感一下子消失了。她那和藹可親的面容、隨和的舉止和言談,給我一種從未有過的如同遇到親人般的感受。先生問了我的近況和課題設想,讓我稍等一會,便回書房去寫推薦書。不到半個小時,先生一面說“讓你久等了”,一面拿著親筆寫的推薦信給我。推薦信的字跡雋秀有力,意見豐富又中肯。她還對我的課題提了不少很有價值的建議,我的驚訝和崇敬之情不禁油然而生。驚訝的是尹先生在這么短的時間就完全抓住了我的研究目標和主攻關鍵;崇敬的是先生竟然放下手上的工作,特地親筆一字一句地寫推薦書給我。這對我這位剛畢業進入社會的學子來說,印象極為深刻。類似的小事,我想先生大概早已淡忘,但卻一直記在我心上。近三十年來,尹先生始終給我們這些晚輩無私的關心和幫助,其學識和人品都是我們的榜樣。
 
尹先生常說,一個學者要取得一點成績,除了天賦、勤奮外,還要注重創新。在技術、方法上,更重要的是在思維上,永遠不停滯,才能始終活躍在科學發展的前沿。她曾寫過:“創新是科學研究的靈魂,勤奮是事業成功的保證”,并以此來自勉。她雖年事已高,卻仍有敏銳的思維、寬闊的視野和對國際熱點把握的精準,也因此使我國六足動物的系統等研究在國際舞臺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她對我國動物學的基礎研究、人才隊伍、學科發展等都非常關心。但自己卻安貧樂道,從不計較個人生活待遇、職位高低,一心致力于科學研究。引用昆蟲學家楊星科教授的話,“先生留給大家的不應該僅僅是成果,更多的應該是思想、精神和智慧”。
 
我還記得2002年時,80歲高齡的尹先生親自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現生六足動物高級階元系統演化與分類地位的研究”。無論是選題的目標、新方法和技術的建立、多學科的協作,還是組織召開學術交流和評估會,包括后來專著《六足動物(昆蟲)系統發生的研究》出版,事無巨細,先生都要親自策劃,精心安排,參與組織和實施。
 
2004年歲末,先生因身體欠佳,需要做手術。手術前的檢查適應期,我和課題組的其他成員一同到醫院去探望她。她告訴我們,她在抓緊時間推進項目協作,開展相關試驗工作的同時,還花了許多精力全面搜索、閱讀了國際上有關核基因,特別是Hox基因在節肢動物系統發生研究中的應用與進展,并已經完成了著作分配章節中近一半內容的編寫。聽罷,我們幾位年輕人深受震動。八十三歲高齡的她,尚能親力親為完成任務。我們這些所謂體力正當年的后生,又有什么理由和借口來推諉呢?
 
先生為我國科學事業作出了卓越貢獻。在70年科研生涯中,她開創了我國低等昆蟲—原尾蟲、跳蟲和雙尾蟲系統分類和演化等方面的工作,是國際公認的原尾蟲研究權威專家,也是我國六足動物起源與演化研究的第一人;20世紀80年代初,尹先生積極推動和組織了全國土壤動物學的調查研究,為中國土壤動物學的奠基人;先生早年根據國家經濟建設的需求,積極投身到水產第一線,從實踐到理論,從技術到科學,在魚類寄生蟲和魚病研究方面完成了開拓性工作。我雖無緣直接跟從先生,但承蒙先生的錯愛,近二十年來一直受到先生的指導和無私的幫助。在我的人生旅途和科研生涯中,先生是我最敬仰的老師之一。我由衷地感謝先生在學習上對我循循善誘,悉心教誨,先生嚴謹的治學態度令我折服;在生活中,先生教會了我如何做人,使我深深懂得在人生的旅途上,無論做什么事都要有決心、恒心和耐心。先生為人謙和的風格將使我終身難忘,并激勵我不斷向前。
 
尹文英不管是在科研方面還是在教書育人方面表現都是非常的好,科研方面取得了成就繁多,教書育人的時候也非常的和藹,讓人覺得非常的有親和力,為祖國培養的了許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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