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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西奇:從日常生活中感悟歷史理解歷史

來源: 未知 作者: 中國婦女新聞網 發布時間:2019-11-04

  2014年魯教授出版了《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一書。這篇文章是對相關批評意見的一個回應,凝聚了他這幾年來的新思索和新見解。為撰寫此文,他還自學黎曼幾何,做算術題。他說自己研究中國的歷史地理,都是從生活的經驗出發:“我也更愿意停在路邊,仔細觀察一草一木,以及碌碌奔波的蜜蜂螞蟻,而不愿在空中飛行,俯瞰蒼茫大地。地方差異、文化多樣、對地方感知的差別,對我而言,是生活的經驗而不是學理的探究。我更愿意從生活的經驗出發,想象自己就如曾經在這個世界的某一個角落生活過的一個不曾留下姓名的人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己的草廬前和鄰居大碗喝水(沒有酒),共話桑麻,聽婆娘嘮叨,兒女哭鬧,一起痛罵官府老財。然后死去,歸于黃土。”

  這是一篇“莫名其妙”的文章,討論的是“莫名其妙”的問題。但多讀幾遍,或能理解這份“莫名其妙”(或者說“苦心孤詣”)。這是一位純粹的學者的思想結晶。

  在《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的“代序”里,我曾經設想這樣一個場景:在一個沒有桌椅的教室里(即在每個方向都一樣的平面內),老師任意選擇一個位置,學生散立周圍,以便看到老師,并聽到老師的講話;他們的排列易為半圓形,成排地面對老師,而且是密度很高地靠近老師。在這里,老師與同學們組成一個“空間”: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區位”),人與人之間存在“距離”, 每個人的目光都指向一定的“方向”,并共同構成一種存在內在“關聯”的空間。

  我用這個設想中的場景來描述空間及其構成要素:位置、距離、方向。事實上,空間及其三要素,奠定了《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的基本分析框架:(1)空間的分劃,導致了“區域”觀念,并由此形成了“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區域多樣性’”特別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五條區域性道路”等認識(卷一)。(2)位置與距離的分析方法,直接啟發了“核心”與“邊緣”的討論,其中,對于不同地區與集團在與社會體系中的“位置”與“距離”的思考,引導我重新界定“核心區”概念,關注“內地的邊緣”以及“邊緣區域內邊緣人群中的‘核心集團’”等論題(卷二)。(3)位置、距離與方向三要素的綜合考慮,則是城市與鄉村分析的基本出發點:對于城市威權意義的強調,展示出權力從中心位置發生并擴展的模式;對于鄉村居住的集聚與離散兩種傾向與事實的分析,則將村莊的位置、村落相互間及其內部家屋庭院間的距離以及村莊分化的方向等因素放在一起,加以綜合的考慮(卷三)。

  因此,《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的“結構主義”傾向非常突出。我試圖主要運用建基于歐氏幾何的空間觀念與思想方法,以空間分劃(二維與三維空間)以及位置(點)、距離(線)、方向(坐標)等歐氏幾何中的空間要素作為分析指標,構想并描述中國的經濟社會與文化藍圖及其歷史發展軌跡,并以“結構”的形式將之展現出來。多樣性區域、核心區與邊緣區(包括內地的邊緣)、集村與散村,既是空間分析方法的具體運用,也是運用此種方法認知中國歷史過程的結果。所以,“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是“被結構”出來的。

  無需討論中國歷史進程自身的“結構”形式或“內在的結構性”與作為認知框架的“結構”范式(或者可以稱為“認識的結構性”)之間的關聯,因為實際上,前者在根本上也不過是一種“認識”,其所謂“內在的結構性”也僅僅或主要在認識論上具有意義。關鍵在于:中國歷史的“認識的結構性”(無論是空間結構,還是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文化結構等等結構),都是研究者或思想者“主觀”“建構”出來的,都是“被結構”的。“被結構”出來的“結構”如何且不論,重要的也許是研究者或思想者建構某種“結構”的“主觀”意圖究竟是什么。

  我本來無意于“建構”這個“結構”。在我早年的學習與研究生涯中,我曾倘佯于襄陽城下的魚梁洲灘頭,看落日舟渡,聽逝水嗚咽;也曾站在五門堰的堰壩上,遙想前人生計之艱,費力之巨,技藝之精;偶爾,我會抬起頭來,看山巒起伏,草木無言,或者滿天星斗,宇宙空寂。直到今天,我也更愿意停在路邊,仔細觀察一草一木,以及碌碌奔波的蜜蜂螞蟻,而不愿在空中飛行,俯瞰蒼茫大地。地方差異、文化多樣、對地方感知的差別,對我而言,是生活的經驗而不是學理的探究。我更愿意從生活的經驗出發,想象自己就如曾經在這個世界的某一個角落生活過的一個不曾留下姓名的人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自己的草廬前和鄰居大碗喝水(沒有酒),共話桑麻,聽婆娘嘮叨,兒女哭鬧,一起痛罵官府老財。然后死去,歸于黃土。我非常羨慕研究中古北族的羅新教授,如蒼鷹一般掠過草原、沙漠,縱橫萬里千年,看狼煙起滅,天下浮沉。但我終不過是南方山谷里的一只燕雀而已。

  可這是一只“中國燕雀”,生活在中國南方山谷里的一只燕雀。我不能不去想:我所生活的這個山谷,在這個世界的什么地方,它的(不是我的)往世與今生又是如何。我需要確定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我與他人間的距離,以及我可能盤旋或飛翔的方向。同時,作為教師,我還有責任和同學們一起去思考并討論這樣的問題。雖然自己是雀燕,卻不得不努力鼓勵、引導同學們成為鴻鵠蒼鷹。在《多元、統一的中華帝國是如何可能的?》(刊周寧主編《人文國際》第2期,廈門大學出版社,2010年)中,我曾經這樣寫道:

  今天,任何沒有偏見的學者都不會懷疑中國文化與作為經濟與文化實體的“中國”在整體上的“統一性”,以及這種統一性的長期存在和穩定延續;同樣,任何一位沒有受到狹隘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等意識形態障蔽的學人,也不會無視這種“統一性”掩蓋下中國內部各區域間社會經濟與文化的巨大差異,以及不同區域與人群間明暗相間的矛盾與沖突,也不會無視這種多樣性與多元性乃至矛盾與沖突的歷史基礎和未來前景。由此,就向歷史學者(以及人類學者、社會學者乃至“文化學者”)提出了一個無可回避、也最具吸引力的課題:像中國這樣龐大的經濟與社會文化實體,涵蓋了多種經濟形態,包括了數十個不同淵源與文化背景的“人群”,內部有著如此巨大的文化差異,各區域所走過的歷史進程又是如此地不同,它是怎樣形成、又是如何維系其“統一性”的呢?換言之,“多民族”、多元文化的中國是如何成立的?中國歷史的“統一性”是如何體現的?或者說,“多元而統一的中華帝國”是如何可能的?

  顯然,這個問題大大超出了我的能力。《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沒有、也完全不可能“回答”這樣的問題——也許,這個問題本來就沒有答案,不可能也不需要得到回答吧。但這確然是我試圖“建構”“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的“主觀意圖”。

  “結構主義”的思想方法早已受到廣泛而深入的質疑與批判,今天,即使是“老牌的結構主義者”,也不再著意于揭示并描述某種“結構”,而更側重于分析、闡釋“結構”形成并演化的過程,亦即所謂“結構過程”或“結構化”。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的思想方法并不新穎。雖然我將“結構”放在中國歷史進程中去考察,但著眼點并不在于這個結構在歷史進程中形成與演變的過程,而是它在歷史進程中的展現。換言之,我所探討的是中國歷史進程所展現出來的“結構性”傾向,而并非這種結構的形成與演進。所以,我還沒有走到“結構過程”這一思想階段上,仍基本停留在“結構”本身的揭示(或建構)、描述與闡釋階段。

  盡管如此,《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仍然顯示出我試圖“建構”一種“結構性體系”的努力。顯然,我沒有能夠給出這樣的系統性描述與闡釋。《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出版后,不少師友和讀者提出批評,認為它只是一些論文的結集,沒有形成完整、系統的論述,不少論點更是一點即過,淺嘗輒止,未予展開。這個問題,在我講課時即已顯露出來,很多聽課的同學覺得我分別講述了對幾個問題的認識與思考,沒有串連起來,以至于聽了一學期的課,竟然無法形成一個總概性的認識。在整理成論文、修改發表、合集出版的過程中,更是刪除了很多在課堂上會略加介紹的知識與學術背景。但是,沒有能夠給出系統性描述與闡釋的根本原因,是我的思考本身就沒有形成系統;而系統性的認識與闡釋,甚至不是我的學術追求,或者說,我并未打算形成某種系統性的認識。事實上,我一直非常警惕或畏懼任何“系統性”認識或思想體系,擔心其中潛含著諸多危險或陷阱,特別是可能隱藏著思想的傾向。

  那么,如果沿著這樣的思路進一步摸索、思考相關問題,會有怎樣的方向、提出怎樣的問題?實際上,我所設想用以說明空間及其構成要素的那個場景,還有不少可以進一步思考、闡發的地方:

  第一,現實中的教室,大多是排定好桌椅的,老師和學生一般都處在排定的位置上,不太可能“任意選擇一個位置”。教室更是按規制建好并配備相應的設施。顯然,這個空間以及在這個空間中的位置、距離、方向都是預設的、給定的,是早已“被結構”的。這個“結構”既不來自老師、同學,也不來自“我”(外來的觀察者),而來自先于老師、同學以及“我”早已存在的“制度”與“文化”,在“制度”與“文化”的背后又是“思維方式”在發揮作用。分析這個教室的“空間結構”固然可以窺見其背后的制度、文化乃至“制作”這個教室的人群的“思維方式”,但更重要的問題卻是,處在教室中的老師和同學為什么會“心甘情愿”或不得不“心甘情愿”地接受這個教室,遵守、執行乃至強化其所給定的“秩序”?這種“空間結構”所給定的秩序與規范,又將以怎樣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乃至制約著老師和同學們的人生?

  把這個問題轉換到中國歷史的討論上來,就是:中國歷史進程中所展現出來的空間結構(區域多樣性、核心與邊緣的差異,城市與鄉村及其各自的差別),究竟是怎樣“塑造”了中國、中國歷史與文化以及“中國人”?它將以怎樣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或制約著中國以及中國人的現在與未來?

  為了思考這一方向上的問題,我嘗試著轉換觀察視角,不再從空間的角度觀察人與社會,而站在人的立場上,去思考空間的意義。在《人為本位:中國歷史研究的一種可能路徑》(刊《廈門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一文中,我試圖從認知歷史的個體出發,去看“結構”對于人的意義。但迄今為止,我在這個問題上的思考還是膚淺的、甚至沒有明確的方向。

  第二,無論是老師還是同學,處在教室這個空間中的時間都是有限的。老師和同學們會離開這個教室,在教研室、圖書館、操場活動,并回到各自的家中。雖然分處于不同的具體空間中,但在一定時間內,老師與同學們構成的那個空間還在,位置、距離與方向仍然在發揮作用。教室空間的“規范與制約”在遠為廣大的空間中散布開來,并深入到群體每一分子的日常行為與思維方式中。

  由此出發,我意識到空間及其結構是可以“流動”的:不是說人們分別處于不同的空間中(那是人在流動),而是說空間及其秩序是可以“脫離”特定的空間范疇而存在的。把這一思考方法轉換到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思考上來,中國歷史進程中所展現出來的“結構性”傾向——建立在多樣性之上的高度統一性,通過控制“核心區”統治龐大的帝國,以及以中心集聚和威權展示的方式控制鄉村區域,就可能“超脫”于中華帝國的具體疆域而存續,并成為人類組織群體、構建社會的一種模式。換言之,對中國歷史空間結構的認識與“建構”,可以放在人類歷史的空間結構及其類型或模式的總體背景下加以思考與認識。

  第三,在我設想的那個教室空間里,老師和每一位同學,對其所處空間的感知、構想與描述是不一樣的,其對于各自在教室空間中所處位置、與他者距離及其觀察與注意方向的認識也各不相同,因此,在這個特定的具體空間中,實際上存在著許多種“空間”以及“被結構”的“空間結構”。同樣,生活、活動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不同時期的不同人群,對于自身及其所屬人群的歷史的結構以及與“中國歷史”之間的關聯、“中國歷史的結構”的認知、構想與描述也各不相同,甚至完全相悖。

  在《層累、匯聚地造成的地域古史系統——以先秦越國的歷史敘述為中心》(刊《歷史人類學學刊》第11卷第2期,2013年12月)一文中,我曾討論不同人群對先秦越國歷史與文化及其與“中國(華夏)歷史”的認識與構想的差異;而在《“越”與“百越”:歷史敘述中的中國南方“古族”》(刊《東吳歷史學報》第32期,2014年12月)中,我則試圖探討關于越人歷史與文化的敘述成為中國歷史與文化敘述之組成部分的過程。通過這些探討,我初步認識到:可能有很多種被構想、描述和闡釋的“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這些“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不僅是歷史知識體系的組成部分,更直接關系到如何看待今天與未來的“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也許,從知識史的角度,探究不同人群對于“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的認識、構想與描述,比探討“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本身更為重要。

  那么,我會沿著上述思路進一步摸索、思考嗎?我不能確定。除了自身認識、思考能力的限制之外,更為重要的原因,是我的思想方法正在發生著一些變化。

  物理世界上的空間,通常是限于三維的。我們所討論的歷史過程,在三維之上,增加了時間維度,成為四維。而人類生活的多種面向,歷史過程中的多種維度,使歷史學者要考慮、處理的維度,較之于物理世界遠為復雜。當我們需要考慮歷史進程中更多的面向時,就不得不引進更多的維度,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乃至精神的、心理的、感知的,等等,而與這些維度相對應的時間維度并不總是一致,所以并不一定可以將之納入到同一時間維度中,可能需要m個時間元與之對應。這樣,歷史過程就可以表述為“nm維空間-時間流形”。歷史過程中的個體與事件,就是在這種“nm維空間-時間流形”中變幻的影像:它有多種“變身”,無時不刻都在變化自己的位置與形象,所以,它是無法或很難“確定”、無法或很難“捕捉”的,當然,更難以描述。也許,我們所有的認識與描述,都不過是它在某一時刻的某一種“變身”的幻影而已。

  我們所生存的世界,是由各種意義不同的“圓”或“球”組成的。許多研究指出,人類交往、組織與社會的基本形態是“圓形”:從費孝通的“差序格局”、施堅雅的“基層市場社區”,到學者的“祭祀圈”,以及“核心”與“邊緣”,等等,都是“圓圈”。這些圓圈中構成各種關系的線,并不是單一的、可以度量的“直線”,而往往是多重纏繞的、無法度量的曲線;而由這些關系構成的各種社會網絡,更不會是平面,而是多種面向交織重合的各種曲面。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由球的表面形成的空間,其曲面上的任何一點都是不穩定的,隨時可能滑落,而其滑落的方向又無法預知并且可能隨時轉換;由于點及其變化的方向均不能確定,所以,曲面上任意兩點間的“距離”也不能確定,甚至無法度量;不同的曲面又重疊交織在一起,而且隨時變換其組合方式。

  在以往的學習、思考與研究中,我和許多學者一樣,設想我們認知這個世界的基本方法,是以“我”為中心,劃一個或多個圓圈,自內而外,關系由緊密而疏遠,認知由清晰而模糊。并且,我們相信,“我”總是處于某些性質不同的“圓圈”里,并因此而獲得生存空間和安全感。現在,我更愿意想象自己處在由空間中一個曲面(不一定是球面)組成的世界上,是那個曲面上的一個點,其運動的方向取決于“鄰域曲面”的性質,以及“充滿曲面的物質”的性質:“我”可能隨時“滑落”或者“被拋出”,也可能“永遠”停留在某一個“雙曲點”上。進而,我去構想歷史過程中的個體、人群以及他們“制造”或“參與”的事件,發現它們在我的“視野”中全部“晃動”起來或處于準備“晃動”的狀態中:每一個人、每一件事,都可能隨時被拋棄、掩埋,當然,也隨時又可能被“挖掘出來”,用聚光燈照射,“閃亮登場”。處在“曲面”世界上的個體、人群,都有諸多的可能性方向,卻無法確定,更無以描述。

  在上述自學的、一知半解的數學(以及更少的物理學)知識與思想方法的啟發下,我在思考這些“莫名其妙”的問題。我曾經賴以建構“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的基石——空間分劃、位置、距離、方向,在我“建構”它們的同時,就已經“晃動”起來,這兩年,“晃動”的更厲害了。而且,我因此而把自己置于另一個我無法知道“鄰域”的曲面上,使我在諸多的不可知的恐懼之上,增添了另一份不可知的恐懼。

  所以,“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還遠遠沒有“建構”起來,我卻已經決意將它“解構”。雖然匆忙了些,但我卻愿意盡早地“忘卻”這本拙著,就如我在幾年前就已“忘卻”我早年的“科學主義”的歷史地理研究著作《區域歷史地理研究:對象與方法》(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一樣。

  2014年,我寫了一篇文章,《中古時代濱海地域的“水上人群”》,還沒有發表。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通過解析文獻中所見的“海上人”、“白水郎”以及海螺姑娘的故事、“漂浮的羅浮山”的傳說,去探究中古時代活動在濱海地域的“水上人群”的生活與流動,看他們與王朝國家間的關系,以及自我組織的方式。這是一篇立足于文獻梳理與考證的文章,因為史料不足,證據不能完全落實,我不得不使用一些神話、傳說“原型”解析的方法,并嘗試著將“想象”運用到材料的處理與分析以及事實的構想上來。我知道這存在著一些危險,卻仍然努力試圖去突破自己。

  受到論文形式的限制,我不能在文中描繪我真正希望描述的一個圖景:一個暴風雨的夜晚,烏云早已遮蔽了星空,一葉孤舟,飄蕩在茫茫的大海上。他們的羅盤壞了,或者本來就沒有羅盤。水手們疲倦至極,早已放棄了努力,任憑小船隨波飄蕩。后來,他們都死了,因為沒有人會寫字,也就沒有“漂流瓶”留下他們的遺言。他們出海時并未登記,再完備的官府檔案也不會有他們的蹤影。但在那個夜晚,那個風雨交加的夜晚,那葉孤舟,孤舟上的水手,的確在這個世界上“存在”過。沒有位置,沒有距離,沒有方向,他們不處在任何一個“結構”里,無論是地理的,還是的、社會的乃至文化的。但他們確然“存在”過。時光穿越,一道閃電劃過,我們瞥見了海面上的那葉孤舟,一閃即逝。當然,這不過是我在電腦前打了個盹而已。

  生命及其歷史,原來如此而已。何必“中國歷史”?何必“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又何必要寫這篇“文字”?

  在寂寥甚至略顯荒涼的暨大校園,隨著那葉孤舟的亡魂,我越過南中國海,來到蘇門答臘、爪哇、柬埔寨,開始研讀這些地區發現的中古時代的碑銘。這些用梵文、巴利文、吉蔑文、泰文等文字書寫的古代碑銘,經過Georges Cœdès,J.G.de Casparis等西方學者的整理、注釋與研究,使我這個僅受中國正統史學訓練的學者勉強可以閱讀。有一方碑銘,發現于蘇門答臘巨港附近的格杜干吉夫,它告訴我們:682年4月23日(或683年4月13日,不同學者的推算結果不同),一位國王乘船出發去遠征。5月19日(或5月3日),他離開一個小港灣;一個月后,他勝利回歸,贏得了巨大的財富、權力和榮耀。學者們相信,碑銘中未具名的這位國王,就是中國求法僧義凈在《南海寄歸內法傳》中所描述過的佛逝(室利佛逝)的國王阇耶那沙。兩年以后,他又讓人立了一方碑,上面銘刻著祈愿文,祝愿他的事業與功德能夠普濟眾生,使他們開悟。我吃力地借助辭典,一點一點地讀這些相關研究,有時一天只能讀一頁。恍惚間,我能感受到阇耶那沙國王可能正在瞪視著我,眼光里飽含著憤怒:這個待在南投縣埔里鎮桃米坑的家伙,在企圖把我放在一個怎樣的“結構”里?

  內亞的、中國的、海域亞洲的,這個“三分結構”,是我這兩年來逐步關注、有些朦朧認識的一個更為宏大的“結構”。可以斷言,我永遠不會真的試圖去建構或研究這個“結構”,而將一直停留在閱讀與思考的層面上。這不僅因為我不可能有這樣的能力與精力,更因為如上所言,我已經對“結構”及其思想方法失去了信心。可是,我一定要說明,把“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置入于一個更為宏大的“結構”中去觀察,也是對“中國歷史的空間結構”的一種“解構”。顯然,這兩個方向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我試圖“越過”時間、空間等結構性要素,以生命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為基礎,直接去洞察曾經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及其生活、情感與思想,而“忽略”其曾經生存過的那些時間、空間特征,像在夏日的夜晚觀察閃爍的星星與星群那樣,去看待歷史長河(沒有辦法,這是一種“結構性”表達)中的人(個體與人群)。另一方面,我又試圖去構想一個更為宏大的“認識性結構”,并將對“中國歷史及其結構”的認識置于那個“結構”中,以便用一種簡約的方式去認知并把握這個世界。這種沖突和兩難困境,既是一個在中國崛起與全球化進程背景下的中國學者都可能面對的問題,在我而言,更是一個現實的生活問題:我不能每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喃喃自語,或者只是寫下自己明白的文字;我還是要教書,我需要說一種能讓同學們明白并理解甚至有點用的話。

    責任編輯:中國婦女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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